这些陌生人随即受到指控,第一是海盗行为;第二是对抗官府。

《唐律疏议》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一般法学家称世界各国之法系，其重要者有五:①中国法系;②罗马法系;③印度法系;④回回法系;⑤英吉利法系。

至优帝法典，先人法、物法而后诉讼法，此其进化之阶梯，殊属明显。管子之言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观荀子《礼论》篇曰: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墨诚陈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慎子之言曰(见《意林》):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诬以诈伪。法学思想之蜕变，皆有系统之可寻。

且尧典所称流宥五刑，盖视五刑为可宥者，改为流刑。其以人为法为原则，自无待言。又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直到武帝，乃定儒学为国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芥无私。我们现在国营及公营事业的范围，规模还不很大，但就一般情形观察，每每不能获得预期的成效。

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不特如此，而且正因为无数小我各别的最善发展，乃能完成理想的至善的大我。

因此，我们很希望凡是研究法律、懂得法律、或是担任各级公职、推行法令的人，以及全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自动的肩荷对于民众的法律教育的责任。既知儒佛二教，绍受隋唐之法制，自是历世渐改旧时之不文法，而编定公私诸法。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但是国父在那时候曾经和一个中国在美国留学的法学博士及另外一个日本法律博士谈到五权宪法，他们竟都不懂。

不过我国的所谓礼的范围，特别广泛，过去又将礼治纳人法律的领域，这是和其他各国所不同的。……正名核实，不罚而威。还有许多社会生活的信条，散见于群经之中，国父曾经归纳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国内有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憎恶过去的礼治，还常常猛烈的抨击，以为是不开化的象征;更有荡检逾闲的分子，以为吃人礼教，非绝对打倒不可。

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注云:乱狱谓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通鉴·前编·外纪》云: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又命五官，秋官为白龙氏。

《尹文子·大道》篇: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怨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又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民权主义第二讲又说，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完全自由。这样的说法，真有些想入非非。利用狱，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狱也，天下之间，非刑狱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狱，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狱也。又谓尔尚敬逆大命，以奉我一人。属责于人有地传为之证，则听其辞而理之。至于节制资本，那就没有象平均地权这样的困难了。

入清以后，清乾隆时所编的《大清律例》，也大体是模仿明律而定的。民生更是人类历史的重心，不过从来没有为人所发现，国父天纵英哲，困心衡虑，归纳面为完备而有系统之三民主义。

又曰无强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到了西汉，高祖初人关时，以民间苦秦苛法已久，仅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这样的情形，继续了两千多年之久，朝代虽有更换，而这一个根本主义却没有什么变动，直到清末欧美法系侵入以后，才渐渐有所改变。更有关于墨辟、劓辟、荆辟、宫辟、大辟疑赦赎罪的规定。

同时，遗留给我们一个有系统的实业计划。于是财产权利渐成为公法上的制度，不单是私法上的制度了;④从前法律大都偏重私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团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现在则认为团体的利益，无论何处，应在私人利益之上。这是发挥法治的必要的。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已而不争。

还有如何设法救济荒灾及防止荒灾之发生?如何增进农民知识技能及精神上之修养?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其所以致此，或者是由于法令尚有欠周密，或者是执行的干部还有欠健全。

又《周礼》一书，记载有周一代的法制，颇为详尽。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磬。

《隋书·艺文志》:夏后氏肉刑有五，科条三千。而且这些法典的内容，既不是因袭古代陈规，亦非继承外国法系，而是秉承国父遗教，苦心经营创造的。

美国法律学者霍金氏，在他所著的《法律哲学现状》一书序文里曾说:尤其是现时的极速的社会进步中，法律除了顾到历史和先例，更须顾到‘现实的，更多顾到‘可能的和‘正常的。关于个人自由问题， 我还得加以申说的是:我们虽然拚弃欧美的极端个人自由，但是在不违背民族公共自由和民族公共利益原则之下，每一个人，法律上还是容许其有最大的自由，并使之获得最大的发展。《韩非子·用人》篇: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宋代以后，认为井田制度卒不可复，限制政策遂根本放弃了。

《酷吏传赞序》谓: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美国政府当局，也有过同样的表示。

由此以观，则在伏羲时刑狱之制、法官之设，俱已有之。关于黄帝者，如《管子·任法》篇云:黄帝治天下，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自殷以后，因有殷墟史料可证，国人治史，遂多以殷代为中国史的开始，治法制史者亦然。再则从前在专制政体时期，每更换一个朝代常常要制礼作乐，我们现在实行民主政治，也应该有合乎这一个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典礼习俗。